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浙江实现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将从产业园区、科技创新、高等教育、城市治理、对外开放等五个维度比较现阶段浙江与国内外地区差距，提出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方向和具体举措，以补浙江之短、创浙江之新。

一、园区产出效率差距三倍以上，需加强园区整合赋能和产业提升

浙江省园区产出效率不高，2016年浙江杭州国家高新区劳动生产率36.6万元/人，而美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是84.8万元/人，尤其美国硅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114.4万元/人，上海张江国家高新区劳动生产率为39.5万元/人，安徽合肥国家高新区劳动生产率为52.7万元/人，与国内外先进园区相比浙江园区产出效率不高，尤其与美国硅谷相差三倍以上。高能级园区建设差距较大，浙江省国家级园区总数为85个，而江苏省为156个，江苏省国家级园区数量是浙江省的近两倍，浙江省高能级园区建设相对落后。园区建设产业贡献度不高，浙江高新园区工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约为1/5，而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占新加坡工业比重却在2/3以上，浙江园区企业集聚更多的是一种空间上的整合，园区规划缺乏主导核心产业和关联产业设计，使得整个园区产业无法形成整体合力，产业贡献度较低。

加快园区整合赋能和产业提升。全力支持浙江国家级园区建设，应发挥政府主导推动作用，通过土地、资金要素奖励鼓励申报国家级园区，加强园区赋能提升，引领带动浙江产业战略性发展。注重园区前期规划和产业招商，合理配置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将空间联系升级为生产联系，发挥园区整体合力。加强园区创新要素投入，推进产业升级，促进园区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提高园区整体的劳动生产效率。

二、科技转化水平相差一倍以上，需加快产学研体系构建和大平台引领

浙江省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水平较低，虽然浙江全年专利授权量较多，但是发明专利授权量较低，占总专利授权量的比重仅为13.4%，而上海和江苏为29.3%和18.5%，同时浙江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于江苏也较少，可见浙江省的发明创新和应用转化能力不高。全国领先的科研平台较少，与上海、江苏相比，浙江省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数量上远远落后，浙江省为24个，上海和江苏分别为53和49个，均是浙江的两倍多，前沿科技核心研发能力还有较大增长空间。顶尖级大项目缺乏，上海的光源工程二期、大飞机，江苏的未来网络、5G通信，安徽的智能语音、量子卫星等大项目引领带动一批革命性、战略性、引领性高新技术产业，而浙江在这方面还未能实现有效突破。

加速产学研体系完善和大平台建设。建立与完善省级产学研创新体系，围绕信息经济、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清洁能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将创新要素渗透到园区生产、教学开展、核心研发等重要环节，建立园区、学校和研发机构紧密联结机制，可借鉴美国硅谷的成果转化机制，依托浙江大学等高校、浙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高新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等载体，加快在内部设立技术转化推广机构，推进产学研相结合，通过完善法律和技术转移机制，打通研发和生产的壁垒环节，加快研发成果转化，加快产学研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建设国家级科研平台和战略引领型大项目，加强科研平台的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高端设备引进，完善和理顺科研平台的管理体制，发挥科研平台的最大效益；聚焦信息经济、互联网+、生物医药、量子通讯等前端领域，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加快世界顶尖级大项目落地。

三、高等教育供需严重失衡，需加大高质量教育供给和财政支持

缺乏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浙江高等教育层次不够明晰，断层明显，整个体系较为封闭，将许多人群隔绝在外，不能有效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高质量大学数量较少，浙江985、211大学仅浙江大学一所，而上海、江苏、安徽分别有10所，11所和3所。财政教育研发支出力度不够，从支出总量上看，江苏省2017年教育支出达到2003亿，而浙江省仅为1430亿；从人均角度看，上海市2017年人均支出超过3600元/人，而浙江省仅为2900元/人；从研发经费支出看，江苏省研发经费超2300亿，而浙江省仅为1260亿。

加大高质量教育供给和财政支持力度。加快梯度型开放式教育体系构建，借鉴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推进浙江在大学、职业学校之间缺乏的社区学院建设，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提供教育服务，推进互联网+教育，加快推动高等教育全民化；加快推进教育合作办学，鼓励国外研究机构、研究团队与浙江境内大学和企业合作办学，以项目研究、合资办学等多种形式提供高等教育。加强高质量综合型大学培育，集聚有效资源，围绕国家和浙江重大发展需求领域，推进有潜力大学针对重点学科进行重点培育，先行在专科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具备一定基础上带动综合学科发展，培育高质量综合型大学。加大教育财政支出力度，包括加大总体教育支出和研发经费支出，为浙江省教育发展提供强力的资金支持。

四、智慧管理整体水平相差较大，需优化体制改革和精细化治理

智慧管理网络亟待完善，以杭州市为例，“十二五”期间已实现数字城管区、县（市）级全覆盖，并向26个中心镇拓展，覆盖面积为500 km2，而上海网格化管理已实现市、街镇、居村的全覆盖，“十二五”期间覆盖面积已超1300km2，是杭州覆盖面的两倍多；浙江省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政务等各类基础网络分部门管理，并未做到有效衔接，离高效运转的“全科成网”还有较大差距。城市治理的体制机制还未理顺，城市管理部门承担较多职责，以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例，其管理内容就囊括了市容和环境卫生、城乡规划、城市绿化、市政公用、环境保护、工商管理、公安交通、安全生产等城市管理各个方面，行政职能和执法权限集中于市级层面，街镇的自主权限较少，自上而下的管理特征较为突出，街道与社区的治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精细化治理有待提高，各地市网格化管理均在实施推进，但差距较为明显，社区治理理念、网格化平台完善程度和群众参与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与真正意义的精细化治理还有一定距离。

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精细化治理。推进扁平化的“共同治理”体制改革，行政权限下沉至街镇，加强街镇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职能，实现城市管理问题的及时发现、及时反映、及时处理、及时反馈，提升工作效率；加强社区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鼓励更多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推动公众参与，以“共同治理”推动城市管理工作，探索创新特色社区治理模式，因地制宜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推进智慧治理“全科网络”建设，借助“城市大脑”，全面提升基础网络覆盖面、完善城市管理数据库，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基础网络建设和全科网络优化升级；借鉴上海经验，完善网格化城市管理，加快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推进政府、社会、企业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深度合作，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五、对外开放差距明显，需推进开放政策创新和高质量外资引进

出口贡献度差距很大，2017年浙江省出口总额为19446亿元，低于江苏（24607亿元）和新加坡（3733.7亿美元），净出口贡献度浙江省为2.99%，而江苏和上海为7.14%和50.75%，上海市的净出口贡献度是浙江省的近17倍。高新技术产品对出口贡献较少，虽然浙江在出口总额上高于上海，但是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上却远远不及，2017年浙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为1260亿，而上海却达到5697亿，是浙江的4倍多。外资利用率不高，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为3030个，而上海和江苏分别为3950个和3254个，而实际外资使用仅为179亿，远低于江苏的251亿。

加快对外政策创新和高质量外资引进。加快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借鉴上海自由贸易区政策经验，以浙江对外开放大会为契机，立足浙江大胆创新，在市场准入、投资规则、融资汇兑、贸易结算、法律体系、税赋环境等方面加快突破性政策先行先试，在政策成熟基础上对标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自由贸易港政策做法，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模式，力争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化升级版。加快高质量产品技术出口，以“自主创新”为主要手段，提高出口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重点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供政策、税收方面支持。提高外资引进与使用效益，扩大外资引进的同时也要提高外资使用效益，加强招商选资，促进高质量集约型外资项目落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