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与幸福诉求

　　 中国经济近二十年都保持着高速发展。同1978年相比，GDP年均增长近10%，有的地区超过20%，占世界份额超过5%；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10年第二季度更是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我国国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同步快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9年，只有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了而幸福感却没有和经济成正比？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推崇GDP增长的神话，我们总是认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在这种背景下，“GDP崇拜”成为一种普遍情结，唯效率主义或独尊经济指数的发展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取向。

　　 尽管这种“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也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最突出的有：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当作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被牺牲掉，人民的生活并没有从经济的增长中获得多少好处。

　　 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但还有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和2000多万的城市贫困人口，他们还在贫困线下艰苦的挣扎。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我们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水平，到2020年，中国的GDP翻两番时，污染总量也会翻两番。我们的经济增长忽略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增长着，却并不快乐。

　　 二、从不丹模式寻求转变

　　 不丹的增长模式提醒我们，经济增长并不是终极目标，它只是实现人民福利的一个必要手段。那么，在经济已经有了巨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实现向人的转变，将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轴目标。

　　 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面积只有不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80万。荷兰伊拉斯漠大学主持的“世界幸福数据库”最新排名中，识字人口不足半数，90%左右为农村人口的不丹，在幸福排名中位列第八，而一些国力富足的发达国家排名却不理想。

　　 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并舍弃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改用国民幸福总值（GNH）来衡量本国的发展是否均衡。国民幸福总值包括经济、文化、环境和良好管理四个支柱，心理健康、生态、卫生、教育、文化、生活水准、时间利用、社区多样性和良好的管辖九个领域，其中每一项都在整个“国民幸福总值”中占有一定份额。在九个领域中还有72项幸福指标，作为评判每个领域情况好坏的标准。例如，在心理健康领域中，评判指标包括宗教祈祷和冥想的频率；感到自私、嫉妒、冷静、同情、慷慨和受挫等精神状态的频率，以及是否有过自杀冲动等。

　　 不丹在提出GNH这个创造性概念之初，并没有受到外界多大的关注，然而随着“不丹模式”在实践中的效应越来越好，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丹模式”更让西方侧目。世界上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将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并加强了研究。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曾对不丹的创举做出评价：“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感到痛心。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精神和物质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该国所倡导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三、“不丹模式”成功的前提

　　 “不丹模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国民幸福总值”已被正式写入了宪法，在这种执政理念指导下，一切政府措施的实施效果都应当按照所带来的“幸福度”来衡量，而非经济收益。在不丹，如何让国民更加幸福不是“嘴上说说的事”，而是已经纳入政治体制。它的本质优越性在于，政府和社会施政和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着全体国民的幸福，从起点到过程到终点，都要想着全民幸福，因而也必然要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通过每一项立法，确定每一个行政措施都要想到是否符合这一总目标，是否能增进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只是少数人、部分人的幸福。

　　 不丹模型成功的实质，是回归公平，寻求一种平衡的幸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就不相关了。因此钱多未必幸福。而造成幸福感缺失一大社会性因素就是贫富差距。人们在攀比中更能得到满足和幸福，而不是个人财富的绝对增加。如果与同阶层者进行比较后发现别人更富裕时，就会产生明显的失落、焦虑甚至抑郁。因此，为了追求公平发展，不丹全民提供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它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并对入境游客的人数有严格限制。

　　 这就是不丹模式深远而深刻的现实意义。正如不丹大臣莱基·多尔吉所说，“未来整个世界都可能会需要‘国民幸福总值’。”

　　 目前，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学习不丹的经验，但并不是说应该去照搬不丹具体的四大支柱。不丹的四大支柱，是他们认为能使他们幸福的支柱，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和想法。譬如，不丹的四大支柱中没有包括“自由”，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自由”是幸福的支柱。GDP增长是千人一面的发展目标，任何国家都可以简单照搬。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经济发展低级阶段，GDP增长也是个能增加幸福的千篇一律的药方。但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什么东西才能增加幸福感就变得很复杂，再不是千篇一律了，而是有复杂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目前，中国多个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百姓“幸福指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并开始进行关于幸福感、幸福指数的调研。国家统计局指出，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也将提出，它将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这对于转变“GDP至上”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和社会矛盾都是有利的。毕竟，相较于单调的GDP数字，关注人的心理体验与情感诉求的“幸福指数”，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更有利于创造健康的精神生活。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能够关怀幸福，说明我们的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但总体上看，这些调研目前大多停留在很“虚”的层面上，并没有像不丹那样将其融入到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去。不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幸福感写入宪法，并把幸福具体化为易于操作的四大支柱，这个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最后，引用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怀特的一段话：“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是基本理论的结构性变革，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GDP也不是发展的中心。”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求GDP，现在是我们超越GDP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