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影片《拯救大兵雷恩》，描述了一个军方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一个士兵的故事，牺牲8个人去救1个人，这听起来疯狂，但背后的故事很感人，因为他们在拯救一个延续数百年家庭的唯一希望，拯救那个家庭的最后一个儿子。中国历来也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实行“5丁抽3，3丁抽2，独丁不抽”的征兵政策。但是，当前中国现役军人中，超过70%无兄弟姐妹，超过90%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或者有姐妹无兄弟），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首次出现，已引起军事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

　　 深入探究这一现象的原因，则须从我国施行多年的人口政策分析入手。1971年，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1982年该政策正式成为基本国策；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增长已从“高低高”转为“低低低”，独生子女在青年人当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现役军人中独生子女占比过高也是在所难免。

　　 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政府为“治疗”当时的人口“病情”下的一剂“猛药”，不可否认，这剂药效果显著，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2007年年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按照计生委的计算，整个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世界60亿人口也因此整整推迟4年。这恐怕就是计划生育为中国、为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

　　 但是时过境迁，三十年后的今年，无论是人口内部，还是外部的发展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这剂药是否依然针对病情？药效有否过期？是否还产生了其他的副作用？这就需要对现有人口形势进行号脉诊断。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大致整理出主要的“病症”有：

　　 病症一：气血不足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事实上，中国最近十年甚至十五年间，总和生育率早已突破了1.8这个警戒线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5，从未接近过1.8。

　　 浙江省总和生育率近年来也一直保持在1.3-1.5左右，大致南部高些，北部低些，但总体都在1.8以下。由于常住人口增长缓慢，近年来，浙江省人口增长基本靠流动人口补充，大量流动人口给政府在管理和服务上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病症二：阴阳失调

　　 浙江省近五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严重隐患。大量适婚男青年被挤出婚姻市场，他们长期处于生理、心理及社会的压力之中，最终可能沦为选择性生育的牺牲品。

　　 病症三：代谢失常

　　 从人口金字塔可以看出，浙江省人口年龄群体最大值逐渐向老年人口移动，并且老年人口自身群体在扩大，而劳动人口数量却在缩减。养老将成为今后政府长期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除此之外，人口总量大和人才紧缺的矛盾、区域间人口分布的矛盾、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等多重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在这一趋势下，原有“计划生育”这剂药表示“力不从心”，因此，专家建议要重开药方，“新药”名为“人口均衡发展”。这一方子的由来，可谓酝酿已久：

　　 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观点；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于首先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这些蕴含着“均衡”意味的理论，为“人口均衡”的最终明确奠定了基础。

　　 1994年联合国发布《21世纪议程》，同年中国相应地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均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人口规模总体得到控制，但是人口结构矛盾却凸显出来，人口政策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

　　 2010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人口专家提出，要认真深入审视当前人口问题，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进入21世纪，人口问题已从过去的“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的人口需要关注并解决的，不再是总量的问题，而统筹解决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

　　 因此，“人口均衡发展”这一剂药方需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疗效：

　　 一是内治：人口内部各要素之间形成均衡协调的状态，即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等。

　　 二是外调：人口与外界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形成的均衡协调状态。

　　 但是，具体什么是人口均衡发展、怎么才算人口均衡发展，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体系，目前还未到很清晰的概念和论述。

　　 在我还看，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其发展不可能独立于外部环境，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要用人口的手段，但也必须超越人口的手段。因为相对于人口变量的“惰性”而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人类发展要素是更为活跃和能动的因素，多种手段结合，才能为我们建立人口均衡发展提供空间和合力。

　　 例如，我们可以适当放宽人口政策，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降低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但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不能应对现时的危机和问题；我们可以利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力量，使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从而避免和化解年龄结构失衡带来的危机；我们可以通过优生优育，提高出生婴儿身体素质，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人口迁移和流动，来实现人口部分均衡，但也可以通过改善资源分配格局，实现人口与生产力、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在空间布局上相协调……

　　 从某个意义上讲，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跨部门的大系统工程，它是人口与计生委工作的目标，它需要人口政策；但它更是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更需要社会经济政策，需要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从理论到现实，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也许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所谓“平衡才是健康”，实现人口内外均衡，未来的人口发展才会更加健康、可持续。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所说：“当代的中国人口发展不仅背负着过去的历史之重，也开启着未来的历史之门。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重要的不是我们走得有多快，而是选对了道路，迈出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