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漠视的现实

　　 杭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8000年的文明史、2230年的建城史，但现在我们却已找不到这文明存活过的完整证据。比如，我们不知道凤凰山下南宋皇宫，是怎样的宏伟；不知道中山中路的御街，是怎么样的繁华；不知道十座老城门，是怎样的雄浑；不知道真实的雷锋夕照，是怎样的迷人。当铁路穿城而过，当城墙变成了马路，城市开始肆无忌惮的生长。南宋皇城遗址上搞起了房地产开发，历史街区里搞出了商贸综合体，传统民居拆了再重建假古董。城市的历史文脉正在遭受灭顶之灾。

　　 早在1953年，郑振铎先生就曾经说过：“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就此寿终正寝了。”但是近60年过去了，对城市文化的藐视似乎愈演愈烈。一届又一届的政府，大多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一直缺少对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深入的研究。由于城市土地的国有化和长官意志的干预，我们的城市成了世界各大建筑事务所的试验场，奇形怪状的建筑四处横生。在国外早已摒弃的“现代主义”，到了中国，却成了大规模城市改造预言般的“圣经”。城市文化符号的西方化，建造形式的西方化、甚至城市地名的西方化，中国城市的“个性”文化正在集体消失。其实，回头看看，在这场人类最强悍的城市化进程中，一边收获着盈利的账本，迅速创造了全球第二的庞大经济体；但另一边做着赔本的买卖，高污染、高能耗，城市历史文化的消失殆尽。

　　 在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上，可以作一个国际对比。现在中国已知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有40万余处。而在国土面积只有中国1/17的法国，在1970年代就已确定全国200多万处保护项目。当欧美国家旧城保护范围，可以达到全城80%乃至100%的时候，中国有资格以完整的城市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只有平遥和丽江。同时，法国是全世界历史文化保护立法最早的国家，首部保护法诞生于1913年。法国的新城建设确立在古城范围之外，这样就保证了整个历史文化的完整性。而在罗马，人们保护历史文化的观念也很客观，他们认为即便是有一根柱子倒下,现代人类也没有资格重新将它扶起来，因为那是历史和时间的共同行为。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经对中国人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明，但现在，我们正在丢弃我们所拥有的，而一味地全心去拥抱他们拥有的。

　　 也许今天，我们不是用革命，也不是用战争，而是用建设在毁灭城市文化，这无异于一场文化的自杀！

　　 纵使如此，很多人并不在乎。他们认为，那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封建、自闭、落后象征，它们形象破旧、浪费用地、阻碍发展。建国初期，甚至还有高官放言：“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从这里很容易看清现代人的文明，看清他们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于是，有合众社的记者在文化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China,China, 就是拆那，拆那!真是莫大的嘲讽。

　　 二、文化传承的意义

　　 首先，城市历史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是历史“记忆”的物化。这些鲜活的记忆能够赋予城市以个性的生命力，是前进的资本，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更是文化自信力的象征。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用来观照当下，还有永远的将来。丢弃历史，不可能凭空创造新的文化。前段时间，在强降雨天气下，全国很多城市被淹，城市排水系统失灵，但同在洪峰的江西赣州，却未出现明显内涝。正是其建于宋代的排水系统，仍在发挥作用。珍视这种建设文化的经典，延续发展的脉络，才可能构建起完整的，具有民族个性的空间。除非我们否认历史、否认艺术、否认价值，否则，历史文化就应该得到保护。

　　 其次，城市历史文化需要可持续发展。如果每次有新的事物出现，我们就把旧的东西全部推翻，今天丢一样，明天丢一样，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来沉淀他的文化，如何来传承他的文化？如果整个民族集体性地选择了遗忘某些历史，那么这便是对历史的背叛，就是让文化患上癌症。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享有与上一代同样的权利。在历史文化保护上，有人觉得是古人在争我们的地盘；但重建式开发，我们难道不是在抢下一代人的地盘，并剥夺掉他们本该得到的历史遗产吗？如果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中国的历史会被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的后代只能凭着想象力从画片中，体味这座城市曾经的风采。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力使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那至少应该懂得妥善的保护，懂得完整地留给后人，而不是愚昧的要以大拆大建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创造力。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现在，更是尊重未来。

　　 三、重建文化自信力的路径

　　 城市的历史文化传至当下，必然会带上这个时代的烙印。新技术和新材料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如果故意回避，那是虚伪和不真实的，但是削足适履、全盘西化，也不是精英时代的主题。我们要全球化，但必须有所谋略；我们要城市化，但应该把握科学的方向。

　　 重建文化自信力，关键在于我们要在全球文化的博采中，以独特、自信的人文精神，创造属于我们、适合我们，能够体现中国风格和民族精神的城市文化。比如，中国的很多古建筑，是不需要电能与机械作用就可以冬暖夏凉的，甚至抗震防灾，这是现在很多当代建筑都无法做到的。这种卓越的文化智慧，如果能够得以继承并且不断的创新应用，那么中国的城市，是有可能创造独特的文化感召力，为下一代树立传承与创新的典范，从而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

　　 文化自信力的重建，需要政府的意识觉醒、精英的带动，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监督。可惜，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放弃这些本该捍卫的权利，默许城市建设以粗鲁的方式，毁掉我们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人文自信，绝不是这样一种怯弱的表现。

　　 这令人想到，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所铭刻的马丁·尼莫拉的话：“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警示我们，如果一而再地放弃行使监督、建言甚至决定的权利，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自己也推上忘乎所以、万劫不复之路。

　　 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我们的民间力量正在壮大。比如宁波就有一支非常出色的志愿者队伍，每当建设与保护发生冲突时，他们就敢于站出来，监督政府的行为，在天一广场建设与药皇殿保护、中山广场建设与张苍水故居保护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广大的中华大地上，这种力量还远远不够。

　　 温家宝总理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曾经说过：“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和道德的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在这个沉重、复杂却意义重大的主题上，一个成熟、睿智、负责任的民族，必须公平地对待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未来人民的知享，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