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但其理念和思想在人类几千年发展中都存在。因此，从哲学角度来看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只不过是在约束和自由之间的权衡。

　　 有约束的自由可以从两个方面阐述：

　　 一方面是约束。对主要约束的科学认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具体来看，就是能力、秩序、环境和时空的约束。

　　 能力的约束。人类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能源使用史，什么数量级的能源控制能力，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最开始我们靠的是人的体力来求生存。大约一万年前，人类还不会钻木取火，那个时候的人类，没啥工具，抵抗自然灾害、养活自己的本事还没有，力有不逮，只好茹毛饮血，追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更谈不上安居乐业。但人类很聪明，随着工具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借助树木、水力、风力等自然资源获得能量，进入了植物能源时代，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方面突飞猛进。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用上了化石能源，有了电、有了核能，还能转化能量、储存能量。人类变得无比的强大，似乎无所不能。从上古的人没畜生多，变得比蚂蚁都多。近一百年来，我们在同一个地球，养活了四倍于过去的人口。世界人口由1900年的16亿提高到2011年的70亿。上天、下地、入海到处都是人类的足迹。但人类远没有终极性的解决能源问题。依然要受到能力的约束，担心这种发展难以持续。现在赖以发展煤、天然气石油等能源，长得只有一二百年好用，短得只有几十年好用。而在使用核能上则象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利弊难以权衡，进退不得。

　　 秩序的约束。什么样的秩序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秩序对人类发展而言是一个经过了痛苦挣扎至今也没有搞太清楚的问题。马克思说过，人类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决定了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分工协作、互动交流。生物界蚂蚁和蜜蜂也有社会属性，它们的秩序是先天的，分工自群体诞生开始就是明确的，繁衍、劳动和护卫职责清晰，这是一种自发秩序，最开始的人类也尝试过这一秩序。但人类对秩序的理解却经历了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发秩序的“无为而治”思想，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分工协作的需要，很快颠覆了这种初级阶段的无为思想。政府成为一种强大的促进合作的制度，“权力秩序”主宰着人类发展。在人类文明史很长一段时期，大家都相信，只有统治者的精心筹划才能使一个社会免于混乱与贫困。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就对此作了深刻反思。他在书中借原义为庞大怪物的利维坦一词比喻政府。他认为人类社会创造了这个利维坦，但这个利维坦却有双面的性格，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思考并没有就此结束。人们继续思索为什么社会能“运转”——个人在信息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追逐自身利益，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形成了井然有序且成果丰硕的社会。代表性的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他有一句话平淡，却振聋发聩：“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是对“市场秩序”的一种主动认识。这一思想也主宰了近100多年人类社会的进程。不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并未结束。正当大家都欣喜地坐享市场秩序给大家带来成就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又让人反思这一秩序。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长期滞涨以及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如日中天。从今天全球发展来看，政府权力秩序对发展的干预似乎又再次卷土重来。对于何种秩序能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依然存在着太多争议和分歧。

　　 环境的约束。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环境的约束是直接关系的。回顾人类历史是一部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冲突调和史。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需要。但却有其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在里头。如《吕氏春秋·义赏》中就提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其实就是东方文明中巧于向自然环境做有限的索取的理念。

　　 但随着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近100年来，人类能力的提高，开始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谓每况愈下。虽然恩格斯在论述人类支配自然界时，早就谆谆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但是，增长的冲动，追求人类欲望的满足，使得任何箴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今天，土地沙化、海洋污染、环境恶化、物种灭绝时时发生在我们身边，洪水、干旱、极端天气接踵而来，这个星球的绿色正被蚕食，空气变得难以忍受，海岸线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现场，污水经过成百上千的江河汇流入海后，通过海洋生物和海盐，有毒污染物又循环到人类的餐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几千年发展以来面临的最大现实约束。

　　 时空的约束。先讲时间约束。俗话说天下没有后悔药。现在人类的能力还不足以时空穿越，改变历史。昨天的因成就今天的果，今天做得事必须对明天负责，前一代的人也要为后一代人的发展考虑。在198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就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一种时间上跨期的代际间的选择。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做不到。有人调侃说，现在中国人是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花钱买命。这样的跨期选择在今天的世界上似乎很多见，显然非常不理性。

　　 再说说空间约束。有句谚语叫“宁夏多载一棵树，北京少落一粒沙”。我们在规划咨询中也常碰到这样的案例，一些处在江河下游的地区，深受上游污染之苦，而一些水源地也常常有资源不能开发，因为要影响到下游的水质。这都是一种简单的空间约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时空概念已发生巨大变化，从空间上讲，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很多问题都已经超越了局部范围变成全球问题。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就是发展的空间约束问题。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争执，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力之争。但是，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这场争执，结果难以预料。

　　 另一方面是自由。可持续发展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享有“经济学的良心”之美誉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一本非常著名的书《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自由与发展关系进行了阐述。一是作为发展目的自由。他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但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

　　 另一个是作为发展工具的自由。这种“自由”，森有其明确而独特的含义，它是指人们在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森把它称作“实质自由”。它包括五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拥有自由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偏好，一个社会要通过公开讨论和公众参与来形成被采纳的社会价值和公共决策）、经济条件（能满足人生存的和发展的需要，人们能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社会机会（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等进一步的自由）、透明性保证（公开与信用）、防护性保障（社会安全网）。

　　 结合约束和自由两个对立的方面来理解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追求自由的过程，但这种自由却是有条件，必须遵循规则的。有一个比喻很形象：自由与放肆的分别，如同狗与狼的分别。外形固然仿佛，性质大不相似。一个是有拘束、守范围的。一个是不受拘束、不守范围的。无所顾忌、不计后果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区别大抵如狼和狗的区别，与狼共舞往往噩梦难逃，与狗为邻却能世代友好相处。

　　 最后，达到这种有约束的自由的境界靠什么？要靠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不过是通过创新来破解约束、获得自由的过程。人类的发展就是这么拗扭。要获得自由，就得受到约束，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创新有技巧地破除旧约束、遵循新约束。打破能力的约束，靠科学技术创新。化石能源用完了，还有新能源，太阳能、潮汐能甚至假想中的反物质湮灭的能量，不一而足。只要科学技术继续进步，总会有新能源出现，支持人类生存。打破秩序的约束，靠制度创新。我们形成一个自由、民主、合理、可靠、协作的社会制度一定能使得人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打破环境的约束，靠文化创新。人类必须返璞归真，重新在发展中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这个地球，尊重这个其他物种，珍惜生存的环境，只有回归了这种文化，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才有可能收归牢笼。打破时空的约束，靠观念创新。取得进步的同时，要学会敬畏，敬畏这个世界、敬畏自然、敬畏我们所掌握的工具。在这个茫茫宇宙中，充满的是95%以上的的暗能量和暗物质，包括太阳、地球以及人类这些臭皮囊在内的一切可见物质不过占了4%不到。我们不能忘乎所以，要学会积福、宽容、容忍、慎思，对发展中的困境，在科学不能说明时，把它留给哲学；在哲学不能说明时，把它留给信仰，留给我们头顶这片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