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导读 —

改革开放40余年间，我国五年发展规划从“六五”计划演进至正在实施的“十五五”规划，其治理方式、指标体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持续迭代。这条清晰的演变脉络印证了一条核心逻辑：理论创新引领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推动发展规划转型，规划实践又反向丰富理论内涵，二者双向互动不断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密码。

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突破开启规划转型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确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性理论论断，直接指导“六五”“七五”计划改革。改革前的发展计划以指令性指标为主，政府直接下达生产、分配任务，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依托全新理论指引，“六五”计划首次更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强调“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区分指令性、指导性两类计划，大幅缩减工业实物指令指标，允许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调整生产，市场调节获得合法空间。“七五”计划进一步扩大指导性计划覆盖范围，承认商品交换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落地提供实践载体。这一阶段理论先行，打破计划与市场对立的固有认知，推动规划从单一行政管控转向计划与市场兼容的过渡模式。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重大理论创新，推动“八五”“九五”计划完成体制框架重塑。该理论明确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市场不再是计划经济的补充，二者有机统一。体现在规划层面，指令性计划持续退场，指导性计划成为主体，国家逐步放开消费品、生产资料价格管制，规划重心从微观生产调度转向宏观总量平衡。党的十四大实现理论根本性飞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九五”计划全面落实这一要求，彻底弱化行政指令，主要聚焦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区域协调、资源环境、民生保障等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引导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的范围大幅拓展。理论上厘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关系，让五年计划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旧范式，实现市场化转型。

进入新世纪，理论深化推动“计划”向“规划”转变，指标体系实现结构性革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自“十一五”起正式将五年“计划”改为“发展规划”，一字之差彰显理论的持续创新。“十一五”规划指标推出预期性指标与约束性指标并行体系：预期性指标作为国家期望实现的发展导向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约束性指标作为强化政府法定责任的硬性指标，属于政府必须兜底、必须完成的底线要求，覆盖资源环境、民生保障、发展安全等领域。两类指标清晰划分市场自主调节与政府法定履职边界，使市场的作用更加有效，政府的作用更加有为。“十二五”规划延续这一框架，持续强化市场基础性作用，同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规划不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重在弥补市场失灵。理论创新厘清政府调控边界，让规划从资源分配工具升级为战略引领、底线约束的现代化治理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再次实现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理论突破，指引“十三五”至“十五五”三个五年发展规划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相较于“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升级，进一步压缩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空间，强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发展规划更多聚焦顶层战略、区域协调、重大风险防控、共同富裕、科技创新等市场难以自行解决的长远议题。发展规划持续完善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指标管理，创新开展指标分类，精简预期性指标数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深度结合。从计划经济为主，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论的每一次创新，都同步带来发展规划管理模式、指标设置、实施机制等系统性调整，政府与市场边界持续清晰、权责日益分明。

梳理“六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演进历程，理论创新始终是发展规划变革的先导力量。没有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持续理论突破，没有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不断清晰界定，就无法完成从指令计划到战略规划、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体系到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再到引导市场主体和公众预期的预期性指标与强化政府职责和调控功能的约束性指标相结合的指标体系转型。同时，历次发展规划的落地实践，又检验、完善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理论创新—体制改革—规划转型—理论升华”的良性循环。面向“十五五”规划实施，唯有持续推进理论创新成果的深化应用，精准把握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才能持续优化中长期规划治理，以科学规划护航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