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26年第1期（总第1期），全文近期将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发布，敬请关注。 作者：杨永恒（通讯作者），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期刊导读 — 《加快构建中国发展规划自主知识体系》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70余年来，五年规划或计划已经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指令性计划，逐渐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规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客观来看，发展规划领域的理论研究始终滞后于实践，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实践创新和探索亟须理论梳理和学理提炼；第二，编制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亟须理论成果支撑；第三，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规划存在误解甚至曲解，亟须用学术话语向外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发展规划作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理应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领域。 一、准确把握我国发展规划的中国特色 中国不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编制五年规划的国家，却是唯一将五年规划坚持下来并持续变革创新，成功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国家。 国家计划体制的全球兴衰脉络 真正让国家计划体制大放异彩的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108个国家制订了计划。20世纪90年代，“去计划化”浪潮兴起，各国计划体制出现大分流：苏联和东欧国家彻底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法国、德国、日本、中国等则把指令经济和国家计划区分开来，在取消指令经济的同时保留了计划体制；以美、英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再制定中长期计划，而是制定各种行动计划。 中国五年计划的雏形与兴起 1953年新中国选择了五年计划管理体制，两方面原因比较关键。一是历史文化因素。中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客观上需要加强中央宏观管理；中华民族崇尚长期导向，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文化传统，更愿意居安思危、从长计议；中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更容易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主客观因素。主观上讲，计划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客观上讲，新中国需要尽快集中有限资源发展重工业，向苏联学习是理性选择。 中国五年规划的演进逻辑及历史成就 “一五”至“五五”时期，五年计划主要聚焦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烙印。改革开放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逐渐减少，“六五”至“十五”时期名称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特别是“十一五”正式将“计划”改为“规划”，规划职能也从下达指令性指标转变为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市场资源、凝聚发展共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彻底抛弃计划体制，而是将指令性经济与国家计划正确区分开来，推动规划的功能从“指令配置资源”转向“共识凝聚、预期引导与利益平衡”。 二、深刻理解我国发展规划的世界意义 西方世界对五年规划的性质和作用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焦点在于五年规划是干预了市场机制，还是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争议的背后，是对规划作用机制尤其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缺乏共识性认识。 市场经济语境下政府与市场关系辨析 西方质疑认为五年规划是对市场机制的干预，源于对市场经济模式的简单化理解。全球市场经济模式是多元且动态演进的，所有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都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不可能做到一切”与“政府不可能做到一切”同样真实，每个成功的市场经济都必须基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适当平衡。中国的五年规划，实际上就是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手段。 发展规划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内在逻辑 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国的发展规划，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制度安排。预期性指标及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等任务主要依靠发挥市场作用来实现，政府则负责约束性指标、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安全保障等任务的如期实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彻底抛弃计划体制不同，中国正确区分指令性经济与国家计划，探索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规划制度。这种“扬弃”而非“抛弃”的制度演进逻辑，使发展规划成为全球范围内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成功范例。 三、构建中国发展规划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路和举措 新中国成立以来接续实施并完成的十四个五年规划或计划，推动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提出了众多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为我们扎根中国实践、构建中国发展规划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肥沃土壤。 构建中国发展规划 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思路 中国发展规划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是立足中国实践、体现中国立场、运用中国话语，系统化学理化阐释中国规划的认知系统和理论框架。一是立足中国实践，发展中国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规划的成功，也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公共管理框架来裁剪中国规划实践。二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回应以发展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三是传播中国思想，增进文明互鉴。既要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叙事体系。四是站稳中国立场，坚守人类情怀。不仅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也要为解决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将中国发展规划实践经验上升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性理论。 构建中国发展规划 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举措 一是推进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厘清发展规划的学科特性，建议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发展规划一级学科。凝聚高校、科研院所、智库机构和政策部门力量，组建发展规划学术共同体。着力培养高素质规划专业人才，推动将发展规划纳入国家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或急需学科专业清单。全面整合历年规划文本、评估报告、统计数据等资源，建设发展规划基础数据库，打造发展规划学科智能体。二是深化发展规划理论研究。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规划的系列重要论述，围绕发展规划功能定位、体系架构、编制理念等核心议题深化规律性认识、标识性概念。加强对发展规划重大理论问题的有组织攻关，推动实现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的跃升。畅通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沟通交流，推动双向赋能。三是讲好发展规划中国故事。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发展规划经验的国际传播和全球推广，将发展规划纳入主场外交的重要议题。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对话，推动发展规划成为全球性学术议题，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规划的理解和认同。 构建中国发展规划自主知识体系，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理论研究者、规划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携手并进、协同发力，立足中国规划实践提炼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丰富全球发展研究学术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