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区域协调发展召开系列座谈会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明确“东北地区要加强与东部沿海和京津冀的联系”“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中部地区要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等重要要求，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为“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中美关系正经历深刻复杂演变并呈现长期调整态势，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已成为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关键之举。区域联动发展作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不仅是强化“全国一盘棋”协同发展格局、凝聚全局性强大合力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在学术研究领域，与区域联动发展相关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Reilly首先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引入空间经济研究领域，用以分析美国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特征。此后，Taaffe、Hidenobu等学者围绕区域联动的理论机制展开了系统性研究。在国内研究方面，邓创等通过定量测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区域间联动效应的表现形式及其转化机制。陆剑宝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区域政府合作理论、飞地经济合作模式共同构成了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支撑。贾若祥从区域战略视角切入，提出推动区域战略联动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鲍家伟系统梳理了区域间联动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现存难点与实践路径。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对区域联动发展的内涵界定、模式划分的专门性研究较少，且对我国区域联动发展的演进脉络、现实状况与实践路径的系统梳理较为匮乏。本研究立足上述研究不足，系统梳理区域联动发展的内涵外延、模式类型，客观研判我国区域联动发展的阶段演进特征、实践成效与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路径举措。这对于推进区域联动发展的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深化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与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区域联动发展的内涵外延、模式与阶段演进 区域联动发展的内涵外延 区域联动发展以区域为载体、联动为路径、发展为目标，一般是指区域之间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协同发展平台，推动科创产业协同融合、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进而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具体来看，区域联动并非简单的联合行动，而是强调区域之间通过科学的分工协作，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壁垒和市场分割格局，通过制度性整合与功能性协同，减少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信息、产业等各类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最终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和政策红利的乘数化。从空间维度看，区域的划定标准可分为三类，即地理属性、功能属性、人为划定属性，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代表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源区域，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城市群、淮河生态经济带等经济带、浙皖闽赣等省际交界地区等不同空间形态的区域。从本质属性看，区域联动发展超越了传统的区域平衡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内在关联和协同互动，强调通过机制创新和政策集成，将不同区域的战略目标、发展重点和资源禀赋有机结合，形成相互支撑、协同联动的有机整体。区域联动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打破行政分割，推动区域间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形成“各方获益、各方满意”的最大合力。 区域联动发展的模式 区域间地理区位有远近差异，不同区域战略的政策导向也存在明显分异。随着区域间空间距离由远及近，乃至同一区域叠加承载多项区域战略，往往呈现差异化的区域联动特征。结合区域区位关联和战略政策导向，可将区域联动发展划分为跨域对接型、省际毗邻型和战略叠加型三种模式。 第一，跨域对接型联动。这类模式主要面向空间区位存在一定跨度的区域，依托优势互补与梯度发展的基础条件，通过行政或市场机制，推动基础设施的远距离互联互通、科创产业的对接互动以及公共服务的跨区域辐射共享，从而实现区域战略的联动。例如，无锡通过建设长三角—粤港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区域重大战略实现互动协同、凝聚发展合力；深圳与哈尔滨共建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促进深圳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与哈尔滨的资源、空间、科教基础深度融合，达成跨区域合作共赢的目标。 第二，省际毗邻型联动。这类模式主要涉及多项区域战略的省际毗邻地区，通过体制机制的一体化协同，打破省际行政区划壁垒，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等一体化发展举措落地。典型案例包括蒙晋冀、陕晋豫、浙皖闽赣、浙南闽北等地区，这些区域通过持续推进省际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实践，逐步将昔日的“三不管”地带转型为要素集聚、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枢纽区。 第三，战略叠加型联动。这类模式聚焦同时承载多项区域战略的地区，旨在解决单一区域叠加多项战略的政策协同与集成问题。以安徽省为例，该省同时肩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生态保护）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产业振兴）三大区域战略的实施任务。其关键路径在于通过政策工具箱的系统整合，释放政策叠加红利与乘数效应，最终实现多元发展目标。这类联动模式强调政策的协同性和集成性，以实现区域发展的综合效益。 二、我国区域联动发展的演进历程与实践成效 阶段演变脉络 我国的区域战略体系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发展逻辑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战略需求紧密相关。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演进历程总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9—2011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奠定“板块协同”发展基础。这一时期，国家层面聚焦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统筹推进“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跨区域重大战略性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着力缩小区域间发展的绝对差距，推动四大板块内部的协同发展。此阶段的重点在于通过政策扶持和资源投入，加快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四大板块”实现整体协调发展。 第二阶段（2012—2019年）：区域重大战略构建“全域一盘棋”发展格局。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区域发展格局的深刻变革，国家层面开始统筹谋划并推进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先后部署实施以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长江经济带发展（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7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18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19年）为代表的区域重大战略。这一阶段的战略核心从“破解区域发展绝对差距”转向“功能互补与协同共进”，强调以国土空间优化为抓手，重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秩序。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协调对接，推动各区域合作联动。 第三阶段（2020年至今）：区域战略深化实施塑造“联动发展”新格局。党的二十大以来，随着各区域战略从启动部署迈入纵深实施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和地方高质量发展迈上新的台阶。这一阶段的核心矛盾从“区域内协调”升级为“区域间联动发展”，强调跨战略协同联动和全局系统统筹。中央层面成立“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立足更高站位、着眼战略全局、统筹长远发展谋划区域战略，系统协调各重大战略之间的政策衔接，为区域协调发展筑牢坚实的组织保障。这标志着我国区域战略体系步入全新发展阶段，更加注重区域战略的协同联动和政策叠加效应的释放。 进展与成效 近年来，我国区域联动发展在战略联动、设施支撑和制度创新方面实现阶段性突破，区域发展模式正从“政策驱动”向“制度型联动”、从“项目合作”向“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第一，区域战略联动水平显著提升，多层级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深化。我国以重大区域战略为引擎，推动形成了“核心引领、轴带联动、板块协同”的发展新态势，区域功能分工与协作效率全面提升，其辐射带动作用和联动互动效能持续增强。例如，无锡探索建设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合作（无锡）试验区，根据无锡市发展改革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试验区累计签约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项目136个，推动无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中心、无锡深港协同创新中心、无锡香港科创中心等合作机构高效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则实现了港湾“相向发展”，创新形成“湾区研发＋海南政策”的协作模式，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已落地产业项目52个，总投资额突破120亿元，深港两地与海南合作共建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孵化项目超过50个。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生态共保联治机制持续深化，长江、黄河干流基本建立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东中西部产业协作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升级”的转型，通过千亿级投资落地、绿色铝等全产业链集群建设、技术转移与跨境合作网络建设，全国生产力布局不断优化。 第二，跨区域重大工程强化战略支撑，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近年来，重大工程作为区域联动发展的“硬支撑”，在能源、交通、数字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源资源跨区域调配工程建设成效显著，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批国家重点油气管道项目和储气设施建成投产，战略通道建设步伐加快，“全国一张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果，根据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770亿m3，西气东输三线中段、西气东输四线和川气东送二线工程顺利推进，西电东送工程输电能力超3亿kW。交通物流网络加速贯通，沿江高铁、沿海高铁等项目加快建设，长江干线港口货运吞吐量稳居世界内河首位；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大幅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布局提速推进，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布局建设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直接投资超435亿元，拉动投资超2000亿元，算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的通知》（发改数据〔2024〕1853）号）于2025年1月正式发布，新一轮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稳步推进。 第三，区域联动领域持续拓展，制度型协同创新实现显著突破。近年来，区域联动发展实现从单一项目协作向跨区域体制机制衔接的跃升，跨区域协同治理体系逐步完善。顶层设计与统筹机制持续强化，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层面设立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立足更高站位、着眼战略全局，统筹谋划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政策衔接。国家层面制定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支持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其他地区跨省际务实合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式。湘赣中南部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广西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区域间务实合作机制逐步完善，产业对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干部人才交流等工作扎实推进，检验检测、知识产权保护、检察监督等领域跨区域协作持续深化。涉税事项跨区域通办进程加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征纳互动服务运营中心办理超53万笔跨区域通办业务。 三、我国区域联动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 尽管我国区域联动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硬件设施、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三个层面。 跨区域重大通道网络存在断点堵点 枢纽设施共建共享水平不足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连接动力源间、城市群间、省际间的“6轴7廊8通道”交通主骨架。根据交通运输部通报，截至2025年11月，主骨架中川藏通道、沿边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江主轴、出疆通道等还未完全贯通。省际间“断头路”成为普遍性“老大难”问题，“京津冀—长三角”“长三角—粤港澳”及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大幅降低了物流时效。多式联运衔接能力有待提升，全国港口铁路进港率不足50%，致使“最后一公里”物流成本占总成本比例高达30%。“西电东送”通道网络仍待完善，如内蒙古地区受风电外送通道容量不足等因素制约，风电富集区弃风率达5.8%。科技创新平台跨区域共建共享成效欠佳，以京津冀高校联盟为例，其开展的实质性合作项目占比不足40%，三地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率不足20%。医疗、教育、康养等区域性枢纽型民生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较低，如济南、青岛两市之间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仅为65%左右。 体制机制建设不够健全 缺乏高层次统筹协调机构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在省际联动发展过程中，各省市的立法权、政策制定权、财政权等相对独立，造成省际之间在营商环境、财税政策、执法监管、数据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跨区域沟通协调、共建共享实施难度偏大。一方面，地区间普遍缺乏层次高、权威性强且统筹有力的协调机构，各决策主体往往更侧重属地利益而非全局利益，缺乏推进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视野；即使部分地区设立了协调机构，也可能存在职能定位模糊、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因法定授权不充分而导致政策执行效力出现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化、多元化的利益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资源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生态保护地和受益地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仍不健全。产业转移、园区共建等跨区域合作事项，同样缺乏高效的利益分享机制支撑，导致合作共赢效益未能充分释放，各方参与跨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受到制约。此外，跨区域合作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与地方领导任期制下的短期政绩诉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削弱了合作双方的推进动力。 国家层面试点政策较少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尽管近年来区域间协同立法实践持续增多，但国家层面尚未出台针对区域间联动发展的专项法规条例，导致跨区域治理工作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现实困境。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虽明确赋予地方开展协同立法的权限，但对于协同立法的效力层级、冲突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尚未作出细化规定。实践过程中，地方之间常因利益分歧导致协同立法条款存在差异，使得区域治理更多依赖地方自主协商，易陷入“碎片化”治理困局。此外，相较于针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出台的政策措施，国家层面面向省际毗邻地区、跨界合作园区等区域联动发展重点区域的试点政策供给明显不足，标准化政策工具箱尚未建立。多数跨界合作园区仍处于地方自发探索阶段，政策工具多局限于土地指标倾斜、税收分成优惠等传统手段，缺乏针对数据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要素跨域流动等新问题的创新性制度设计。 四、推动我国区域联动发展的路径 立足“十五五”开局的战略性节点，促进我国区域联动发展，既要依托既有区域联动发展基础，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区域联动发展已进入深水攻坚阶段，深层次机制性问题已成为制约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问题。叠加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扩大内需面临多重挑战的时代背景，下一阶段宜重点从完善顶层设计、加强设施联通、健全联动机制、完善政策法规四个维度切入，推动多主体协同发力，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提质增效。 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 区域联动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的强力统筹与系统规划，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的成立，为区域战略的统筹推进提供了坚实组织保障。未来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各区域战略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避免无序同质化竞争和资源低效配置。同时，要加强不同区域战略之间的衔接耦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发展效应。具体而言，可在国家层面构建更加完善的区域联动发展政策体系，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常态化协调机制，确保各项政策的协调性和执行效力。例如，建立国家层面区域联动发展高级别会议机制，及时协调解决跨区域合作中的重大堵点问题，推动各方形成战略共识和行动合力。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基础设施互通共享 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推进沿江通道、沿海通道、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主轴、出疆通道、入藏通道、中部地区综合交通大通道等重大通道工程建设，织密织牢“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高效联通，加快打通区域间“断头路”，提升通道网络通达性。持续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体系、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等平台布局建设。加快重要港口后方铁路通道建设，强化铁路内陆场站与港区联动，提升港口铁路进港率。加快谋划建设新能源富余省份电力外送通道，优化完善“西电东送”通道网络，稳步推进远东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以沪宁合、京雄等跨区域综合通道为重点，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共享跨区域科技创新平台、联合实验室和产业研发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走廊。加快区域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衔接互通，加强人力资源服务平台跨区域共享共用。 健全区域联动发展体制机制 打破行政壁垒、畅通要素自由流动是推进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这需要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体制机制。加强跨行政区规划衔接，加强省际毗邻地区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衔接，推动区域规划编制实施。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确保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能够跨区域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建立健全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合作园区共建机制，重点解决跨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分配难题，探索建立生态补偿、产业转移补偿、税收分享等多元化利益补偿机制，充分激发各方参与区域联动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针对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建立健全联防联控、联合执法机制，推动区域生态环境共保共治。 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保障体系 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国家层面针对区域联动发展的专项法规和试点政策供给仍存在短板，亟待补强。加快推进区域协同立法进程，探索制定全国性区域联动发展专项法规，明确协同立法的效力层级、适用范围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跨区域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建立标准化、系统化的政策工具箱，针对省际毗邻地区、跨界合作园区等区域联动发展重点区域，研究制定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试点政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重点围绕数据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利益分配等方面进行创新性制度设计，突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局限。建立健全政策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对区域联动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根据实践反馈及时优化完善政策内容，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结束语 本研究对区域联动发展的内涵外延和实践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在此基础上，客观研判我国区域联动发展的演变脉络、实践成效与现实挑战，针对性提出推进路径与实施举措。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一般化归纳及中国实践的具体化阐释，可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借鉴。与此同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方法上，对区域联动发展的定量模型分析相对薄弱；在研究视野上，缺乏与国外区域联动发展的对标分析和经验借鉴。未来可进一步引入量化分析模型，测算我国和其他国家内部区域联动发展的水平、特征和主要堵点；同时加强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在借鉴国外成熟实践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症下药”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来源：《中国工程咨询》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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