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技术变革、规则重构与产业融合大背景下，我国服务业“走出去”加速向“服货联动”发展，构建以服务能力为核心的新范式；向“平台出海”拓展，形成以数字生态为载体的新形态；向“文化+科技”协同演进，打造服务出海“新双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服务业“走出去”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效支撑，在全球经济服务化与数字化进程交织演进背景下，服务业国际化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指标。

本文以我国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2020-2024年境外业务收入数据，围绕“规模—结构—占比”解构服务业“走出去”的真实图景。研究认为，在全球技术变革、规则重构与产业融合大背景下，我国服务业“走出去”加速向“服货联动”发展，构建以服务能力为核心的新范式；向“平台出海”拓展，形成以数字生态为载体的新形态；向“文化+科技”协同演进，打造服务出海“新双轮”。

服务业“走出去”的行业格局

 服务业“走出去”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标和引领国际经贸新规则，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近年来，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正经历规模波动增长、质量稳步提升、结构动态调整、风险伴随并存的复杂进程。

从境外业务收入规模看，在波动中保持上升趋势，并在2022年、2024年形成两个阶段性高点，但在2023年大幅回调，折射出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深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国际环境影响，整体表现出较强的渗透力与韧性。

从参与境外业务的企业数量与平均境外业务收入看，越来越多市场主体通过跨境电商、远程服务、跨境合作等轻资产模式开展海外业务，但整体仍处于探索期。

从境外业务收入占比看，维持在13%–16%区间内，相较于我国制造业已形成全球优势，服务业“走出去”更多表现为市场拓展，尚未广泛进入研发设计、标准制定、平台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尚未构筑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

1.“双轮驱动”格局基本成型，新旧演进形成开拓张力

我国服务业境外业务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双轮驱动”特征，即传统流量型“稳”、新兴知识型“进”，具体而言，即传统服务依托规模与网络优势巩固基本盘，新兴服务则依赖技术与知识赋能开拓新空间，本质上反映出我国服务业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升级与动力转换。

一是“流量驱动型”服务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等服务业境外业务总收入稳居前三，2024年合计占比达84.0%，表明我国在跨境商贸、国际物流等领域已建立起相对成熟的业务网络体系。其中，批发零售得益于我国制造与供应链优势，形成较为完备的跨境贸易服务体系，如建发股份最近五年内签约合作的境外供应商和客户数量超2万家，积极布局全球化采购渠道和销售网络，2024年境外业务收入1171.3亿元，规模居行业首位；交通运输作为服务业全球化的“晴雨表”，境外业务收入与国际货物贸易量、航运价格、能源成本等高度关联，具有较强的周期性风险与外部依赖性，如中远海控得益于2024年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需求增长、有效运力供给不足、市场运价高位波动等，境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6.7%。

二是“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新增长点。租赁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领域境外业务收入2020-2024年实现显著增长，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24.6%、14.5%。其中，租赁商务服务2024年境外业务收入较2020年增长1.4倍，一方面源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对管理咨询、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商务服务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跨国并购咨询、国际会展等领域正逐步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软件信息服务境外业务收入位居前五且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尤其在云计算、跨境数字支付、软件外包、数字内容等领域逐步形成新竞争优势，如昆仑万维基于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的整合，2024年海外信息分发与元宇宙平台Opera、海外社交网络和短剧平台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1.1%、28.5%。

2. 平均境外业务收入结构分层明显，处于全球化不同阶段

从平均境外业务收入看，我国服务业全球化形成三大梯队，即以交通运输、金融等为代表的领跑梯队，依托网络优势、资本优势进入全球化深水区；以住宿餐饮、商务服务等为代表的扩张梯队，平均境外业务收入形成一定规模体量且保持较高增长态势；以科技服务、软件信息、文体娱乐等为代表的探索梯队，未来潜力巨大。

一是交通运输、金融等行业平均境外业务收入实现领跑。依托高度资本化、网络化、资源化等优势，两个行业逐步转向全球资源整合、跨境资本运作与综合解决方案提供的新发展阶段，2024年平均境外业务收入均突破百亿，分别达126.4亿元、106.9亿元。其中，交通运输企业尤其是海运、航空、物流龙头企业依托港口、航线、仓储等重资产打造覆盖全球的通道网络，如顺丰控股持续扩容海外仓，截至2025年6月，海外仓储资源面积超250万平方米；金融企业凭借牌照优势、资本实力与风险管控能力，在国际结算、跨境投融资、资产管理等领域形成业务壁垒，如中国银行截至2024年末，境外企业网银、境外个人手机银行分别覆盖全球56个、31个国家和地区，构筑起强大的资本服务网络。

二是住宿餐饮、商务服务等行业平均境外业务收入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依托品牌输出、服务标准化与本地化运营能力的有机结合，处于“积极扩张期”。其中，住宿餐饮业从2020年的18.4亿元增至2024年的42.6亿元，增长2.3倍，增幅领跑全行业。当前，我国住宿餐饮业正从早期零星探索转向系统化、品牌化出海，特别是餐饮企业通过本土化菜单调整、跨境供应链建设等方式，在海外实现连锁扩张，如锦江酒店截至2025年6月境外开业的直营酒店、加盟酒店分别达244家、902家；商务服务企业伴随国内企业“走出去”而发展壮大境外业务，逐步建立起跨境服务交付能力。

三是科技服务、软件信息、文体娱乐等行业平均境外业务收入仍处低位，小单快跑特征明显。上述行业普遍以轻资产、高创新、项目制为主，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跨境业务多以技术授权、软件外包、内容合作为主，平均境外业务收入均在10亿元以内徘徊，整体处于“成长期”。其中，科技服务业平均境外业务收入虽不高，但境外业务收入占比居各行业之首（详见表4），表明科技服务高度聚焦于国际市场，以细分领域专业竞争参与全球创新分工，但也要关注政策壁垒、“边境后”管理措施导致的成本、与文化和体制差异有关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成本。未来，随着我国在数字技术、绿色科技、文化创意等领域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上述行业有望涌现出一批以技术、品牌、知识产权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化“隐形冠军”。

3. 境外业务收入占比形成三大梯队，揭示全球融合深度的行业差异

境外业务收入占比形成高、中、低三个层次的依赖度，本质上是业务全球融合度的体现，揭示出不同的全球化逻辑与风险特征。

一是以科技服务、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高依赖度行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其中，科技服务业近年境外业务收入占比稳定在35%以上，行业企业高度融入国际研发合作、技术贸易与跨境创新网络，如康龙化成在英美设有11个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超过1700名员工，2025年上半年海外子公司交付收入同比增长8.9%。交通运输业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虽波动较大，但长期高位运行，反映出该行业本质上是全球化基础设施提供者，其业务量与全球贸易流动、人员往来紧密相关，也更易受到全球经济周期与突发事件的冲击。

二是住宿餐饮、租赁商务、批发零售、软件信息等为代表的中依赖度行业共同构成服务业“走出去”的中坚力量。特别是软件信息企业通过在国内市场积累的服务模式、技术能力与品牌声誉，逐步向文化相近、需求匹配的海外市场复制拓展，境外业务收入占比从2020年4.9%快速提升至2024年14.7%，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赋能下服务跨境交付的潜力。

三是以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管理等行业为代表的低依赖度梯队国际化进程相对审慎缓慢。特别要关注到，金融业境外业务收入占比徘徊在8%–9%之间，这与上文“金融行业平均境外业务收入实现领跑”形成鲜明反差，究其原因，规模大是银行等流量优势的转化，占比低是壁垒因素的体现，跨境业务面临资本管制、合规壁垒、牌照限制等多重约束，特别是非银金融企业国际化难度大、进程慢。

服务业“走出去”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经济服务化与数字化转型双重浪潮的驱动下，我国服务业国际化经营正迈入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融入的关键转型期。未来，我国服务业“走出去”将呈现三大趋势。

1. 加速向“服货联动”发展，构建以服务能力为核心的新范式

WTO研究表明，服务贸易每增加10%，可带动商品贸易增加6%。我国服务业国际化正超越单一服务出口，日益与货物贸易及对外投资深度融合、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以服带贸、以服促产”的一体化输出模式。

前端以研发设计服务引领，带动高端装备与智能产品定制化出口，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方案”升级；中端通过跨境物流、海外仓及合规服务等供应链协同，降低制造企业全球运营成本与风险；后端借助跨境电商、数字营销与本地化服务，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的跨越。

未来，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将逐步由货物贸易顺差转向“服货”协同能力，以及通过协同生态在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高端环节占据有利位置。

2. 加速向“平台出海”拓展，形成以数字生态为载体的新形态

在贸易领域，数智化转型深度重构国际贸易运行方式，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正从市场参与方演变为服务业国际化的核心组织者与基础设施提供者，据OECD测算，目前全球百强数字平台贡献了服务贸易增长额的68%。数字平台企业向全球提供可复制的数字化“底座”，如云服务、支付工具与SaaS，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跨境运营门槛；同时通过共享数据、流量与信用体系，孵化涵盖营销、物流、金融等多服务的生态群落，实现“集群式”出海。

此外，数字平台企业输出治理规则与标准，在数字支付、平台治理等领域形成的“中国经验”，正随平台扩张影响海外市场规则。未来，随着平台企业发展束缚的进一步松绑，将在业态创新、企业孵化、全球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加速实现“文化+科技”协同撬动，打造服务出海“新双轮”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海正摆脱对传统人力成本优势的依赖，转向以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为核心驱动的高附加值输出。WTO报告显示，AI渗透率每提高1%，带动服务贸易附加值增长0.87%。一方面，人工智能即服务成为技术出海新引擎，凭借场景、数据与工程化优势，在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实现从工具输出到模式输出的升级；另一方面，以网文、网游、网剧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进入爆发期，依托数字媒介的互动性、跨域传播性与创作民主化，重塑了文艺的生产与消费形态，2024年我国文化贸易总额达1.4万亿元。未来，AI与文化将进一步融合，催生数字内容、数字服务等高成长性赛道。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建议

聚焦“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立足服务业“走出去”的行业特征及发展态势，提升因业因时因地施策水平，持续培育服务出海新赛道新模式新动能。

1. 实施“一业一策”

面向境外业务收入“规模大、波动大”的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行业，谋划设立海外投资并购基金，支持龙头企业战略性获取关键物流节点、国际分销网络与海外仓资源，提升对全球关键资源的掌控能力。

面向境外业务收入“规模小、增速快”的租赁商务、信息技术、科技服务等行业，组织举办各类跨境撮合活动，精准对接海外客户资源，推动加快成长为“专精特新”出海主体。

面向境外业务收入“占比低、潜力大”的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推动建立“文化出海与专业服务国际合作平台”，支持中外合作创作、内容合拍与版权协作，同时引导文化、教育、医疗与数字技术、设计服务融合，培育具有综合解决方案能力的跨界服务主体。

2. 推进协同出海

支持头部数字平台企业建设具有全球服务能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将成熟的云计算、跨境支付、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等解决方案向海外市场推广，同时为中小服务商提供“一站式”国际化数字底座，降低海外运营的初始门槛与试错成本。

引导工程承包、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与研发设计、数字营销、售后运维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形成战略联盟，以“整体解决方案”模式共同开拓海外大型综合性项目，实现从产品输出向“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与品牌体系”输出的跃升，推动各国在服务质量标准、行业规范、资格认证等方面互认。

加力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放大“文化新三样”等海外出圈机遇，推动文创产品、智能终端等拓展海外市场。

3. 抢占出海新赛道

聚焦“智能体+服务贸易”融合方向，推动AI芯片、大模型、终端设备与行业应用一体化出海，打造智能体服务优势。依托开源生态优势组建人工智能出海联盟，通过“技术输出+生态共建”双轮驱动，探索以数据中心、智算节点、开发平台为载体的本地部署模式。

整合文化创作与数字技术资源，支持优质IP进行系统性的全球开发与运营，推动从文化产品贸易向文化产业链全球布局升级。探索建设若干“科技+文化”国际化融合创新园区，集聚AI技术企业、文创公司、投资机构与国际人才，提供从技术测试、内容制作到国际发行的一站式服务。

文/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王佳

来源/《服务外包》杂志2026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