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等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统筹发展与安全大局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既要明确重点投资区域布局与核心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也要同步提升企业全球化经营中的风险研判、合规运营与资源整合能力，推动企业健康有序“走出去”，助力我国对外投资实现更高质量发展[1]。

对外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约1744亿美元，同比增长约7%。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1456.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3%。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年均解决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赢得了东道国各界广泛赞誉。

对外投资区域和领域多元发展

《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投资区域上，我国对欧盟投资增速显著，对东盟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2.6%，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投资领域上，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金融、采矿业领域的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产业分布日趋均衡。

对外投资影响力加速提升

近年来，一批国际化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如宁德时代2025年动力电池销量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39.2%，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一，储能电池销量连续五年保持全球首位；2025年希音（SHEIN）以3650亿元估值跻身全球第九大独角兽，更以1.53%的全球市场份额跃居世界时尚零售商前三甲‌；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欧洲、非洲、东盟、拉美地区布局“三大三小”境外工业园，形成以境外工业园为载体的国际产能合作平台。根据2025年“中国跨国公司100大及跨国指数分析报告”，“十四五”以来，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海外资产、海外营业收入分别增长了29.7%、47.4%。对外承包工程作为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载体，2025年新签合同额达2892亿美元，同比增长8.2%，完成营业额1788亿美元，同比增长7.7%。76家企业入选2025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数量居全球首位。

对外投资机制不断健全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在全球设立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组超70个、驻外经商机构180多家，与有关国家签署绿色、数字经济等投资合作备忘录40余个；建立完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定期发布涵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在一系列“走出去”配套体系持续发力下，我国企业“出海”的底气更足、路径更顺，作为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重要依托，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已建设超过100家，2026年商务部发布《境外经贸合作区术语和定义》等4项合作区标准，推动合作区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通过问卷调查及企业协会座谈交流，研究认为，当前对外投资在政府、企业、市场三个层面存在以下主要困难和问题，亟需关注解决。

投资引导监管服务有待优化

结构失衡问题凸显

从对外投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企业对引导与监管服务的优化诉求强烈。《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方向高度集中。行业层面，对外投资的约60%投向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仅2.3%投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区域层面，在亚洲投资约占80%，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不足1/4。课题组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 102 家涉外企业（含76家已出海、14家计划出海、12家无出海计划企业）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企业对加强投资管理、细化国别指引、提升政策实效性的需求迫切，核心聚焦四大领域：55%的企业希望优化审批备案管理流程，49%的企业期待完善税收优惠政策，47%的企业关注外汇管理便利化提升，34%的企业提出需优化人员出入境管理服务。

人身财产安全保障不足

投资环境问题突出

一是企业境外安保能力存在短板，问卷调查中遭遇过资产安全、人身安全问题的企业分别占45%、35%。二是中资企业在海外市场存在恶性竞争，普遍以低价中标获取工程项目，导致盈利水平不断下降。三是资金面临依法合规回流问题，40%的企业反映面临外汇管制难题，经营利润汇回、贸易结汇等环节存在阻碍。

涉外法律金融服务滞后

物流网络支撑薄弱

涉外法律方面，专业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不足，存在选择少、费用高、合规风险高等问题[2]。问卷调查显示，计划海外布局的企业中，仅28%的企业充分了解目的国政策环境，30%的企业在海外曾遭遇市场准入限制、劳工保护、环保、贸易管制等合规风险。金融服务方面，境外“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机构对海外项目授信审批决策效率较低，融资要求高、资金到位周期较长。30%的企业认为境外中资银行分支机构少，服务产品有限，90%的企业依赖境内自有资金，仅33%获得境内银行贷款，10%获得境外银行贷款。物流网络方面，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可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在国际海运、本地仓储物流和“最后一公里”配送等环节存在明显短板。

为提升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推进我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新时期需要站在统筹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的高度，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供应链成本上升、市场准入受限等挑战，加快构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内外联动，在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基础上，加强重点投资区域和方向引导，提升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推进企业健康有序“走出去”。具体建议聚焦以下四个方面。

强化柔性监管与精细服务

精准引导投资方向

优化审批备案管理流程，对企业境外投资开展合规性审查和宏观政策一致性审查，防控核心产业海外转移风险，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跟踪研判机制，针对重点产业链开展研究分析，引导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把握“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非合作等重大机遇，引导企业积极开拓中东欧、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新兴市场。整合政务、信息、融资、税务、法律、安保等服务功能，搭建对外投资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行“企业出海一件事”等政务增值服务模式。

重视合规经营与安全保障

强化海外投资风险防控

引导企业加强目的国投资、贸易、产业、税收等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开展政策解读、合规经营培训等，加强“平安丝路”等平台推广力度，提升企业合规经营意识[3]。建立境外项目安保评价体系，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提升境外项目安保能力。开发境外项目安保大数据平台，全面掌握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安保动态，在审批备案等关键环节明确安保主体责任。

破解恶性竞争难题

推动协同抱团“出海”

优化对外承包工程监管，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桥梁作用，在建设主管部门指导下，依托驻外机构协调中资企业有序开展业务，避免恶性竞争。支持境外企业与当地院校、孔子学院合作培养本土人才，提升本地化运营水平。发挥中央企业、国有企业、龙头民营企业引领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出海，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供应链、物流等一体化支撑。

完善跨境服务体系

保障资金货物畅通

畅通境外资产回流渠道，完善境外资金结算体系，研究在国家层面适度放宽特定产品进口限制，如对符合检验标准的农产品允许进口等，通过“回购”当地矿产和农产品等方式破解外汇紧缺导致的资金回流难题。支持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在有条件的地区投资运营海外港口，建设国际物流枢纽，稳定海运价格，建立安全稳定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来源：《中国工程咨询》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