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持续增长的本质，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结果。高水平的价值创造与高效率价值实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其根本道路在于形成以内驱力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尤为关键，而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最核心两个基本点就在于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另一手抓内需市场的动力转换，通过政策新供给，催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的要求，并部署“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从扩大开放和激活内需市场两个方面，为今年“一揽子”政策的延续和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新时期的新形势，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明确了阶段性的改革任务。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地，是“深化”的重要体现。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体制、机制性障碍，要按照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进行具体化、清单化，排出时间节点、提出具体任务。

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首先要认清外部压力“压”在哪里。2008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为6%，到2024年增长到约为17%，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压力也因此产生。虽然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可以拓展的空间大，但是预计未来3/4的中国出口产品将会面临着高达60%的关税。这样的税率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以及盈利能力带来巨大的挑战。而应对国际市场的这种挑战，也唯有以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才是根本的破局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很多场合，都明确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从来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近年来，很多大产业、大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步子越迈越大。从典型的行业数据上看，以汽车制造业为例，1～11月全国汽车整车出口534.5万辆，同比增长21.2%，出口占到中国汽车总销量的19.1%，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最大的出口国。汽车之所以能够在出口市场中取得靓丽的成果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整个汽车行业顺应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锐意改革、不断创新。如到目前为止，国家对汽车外资股比的限制已经全部取消，来自全球的汽车制造业都可以在中国同台共舞。无论传统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中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全球的汽车先进制造业基地。

在类似汽车制造业的这些行业向外资彻底开放的同时，国家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批准设立了22个，成为新一轮开放创新的重要平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专门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强调“扩大改革任务授权”。自贸试验区是单边开放的重要新平台，具有明确的区域范围。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以政策与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风险防控为底线，不仅是在贸易上做文章，更是在包括投资与金融管理、人员进出便利、数据跨境交换等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经济增值与价值交换等方面做设计。可以说自贸试验区，为未来面向全球市场改革开放提供了当下的最佳场景试验与实践。而且，不仅仅国内特定区域的国际化越来越快，在“一带一路”、RECP等新兴市场区域，从产品输出到服务输出，从看得到的一个个集装箱，到看不到的数据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全然已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最好场景，从而将“外”因转化成为积极增长的“内”因。

如果说扩大开放是从畅通国际大循环的角度激活经济增长的动力，那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则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进一步培育增长动力。内外双向结合，双重互促，为我国克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提供持久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内循环不畅等方面的问题。从数据上看，今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3.3%，这一数据不仅低于疫情期间，也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增幅。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这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核心难题。从企业来看，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营收为77.2元，同比减少2.6元；规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5.72万亿，同比增长7.6%；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66.3天，同比增加3.7天；产成品存货6.47万亿，增长4.6%；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20.0天，同比增加0.2天。截至今年9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下跌已经23个月，PPI指数的“稳步下降”，导致工业企业的赢利能力直接下降。由于各种问题的综合叠加，经济循环的速度在明显下降。

针对这些问题，从今年三季度开始，国家着手开启超长期逆周期调整的一系列组合拳——“两新”为市场赋能，“两重”为后劲储备，“化债”为地方撑腰。从即期经济运行上看，推动经济增长，首先在于用好“两新”这篇大文章，通过“加速折旧”，把国内巨大的内需市场激发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发挥“两新”等政策的效用，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新一轮政策与制度的核心要义，上下联动、政企同向，从而推动新政的供给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一是要注重项目投入的“有效性”。政策最根本的是要实现畅通经济循环、消化企业产能、盘活各种存量资产，促进经济稳进提质发展。从实施路径上看，仍然要通过加力投资、加力消费来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地，努力实现“投流（流动性）不投增”，避免增加新的无流动性资产。要着重三个维度的投资，体现投资的高质量。一是投资项目的本身能够产生较好的流量，如高品质的消费品产品，可以实现“供不应求”的短缺现象，尤其要注重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所带来的产品和服务，体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二是通过投资，可以带来项目所在地经济的增长、税收的增长，从而提升地方经济活力。三是通过当下的投入，能够为未来产业、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二是要注重消费项目的“直接性”。聚焦市场消费行为，加力“营业推广”，是创造性贯彻落实“两新”政策的重要切入点。在即期政策的运用上，重点针对市场消费行为的提振上体现加码。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直接加力消费补贴的力度，围绕重点消费品，从原来的补助10%带动，提高到15%甚至20%，从而激发消费活力。如汽车的以旧换新补助标准的提高，小区电梯加装支持力度提升等。二是扩大市场消费的目录范围。在中央规模的产品目录上，进一步结合地方的实际，提出类似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如住房的以旧换新，提高单价、扩大场景。三是扩大重点人群市场的支持力度，不仅仅是财政的政策，还包括金融政策，形成政策的协同发力。如针对高校大学生的助学贷款，进一步提高额度，减低利息，培育市场潜力。市场政策的直接性，与市场窗口机会的结合，对于扩大市场需求将带来直接的效用。

三是要注重项目导入的“门槛性”。高质量的经济运行，既要采取措施应对消费降级，更要积极推动新消费动能的形成。可以从提高技术“门槛”来体现，如针对汽车以旧换新的补助标准，主要是激活消费行为而设置的政策，那么提高汽车报废的技术标准，就是这种“门槛性”的具体体现。通过标准的提升，来加速消费品淘汰更新、工业设备改造更新。如工厂物流行业的“油改电”，各类工业叉车设备的改造更新，不仅仅有利于加快商品市场的流转，更能加快绿色生产的场景扩大。此外，在电子商务领域，通过标准导入，可以促进信息流、物流更加畅通、高效。技术标准的各种嫁接与提升，对于推动经济实施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四是要注重项目实施的“长期性”。经济发展不是“百米跑”，而是一场“马拉松”。作为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展的代表省份，更要在体现在“长期主义”上，培育发展“耐心资本”。消费疲软，预期偏弱，本质上就是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能力还是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就是要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优化生产要素的创新型配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实现高科技、高品质、高效益的发展，摆脱对传统生产力的依赖、摆脱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态。既要在争取国家“两新”项目上发力，更要在提高创新能力上形成近、中、长相结合的迭代创新目标，推动打造更多的百年老店和著名品牌，实现“赢在未来”。

五是要注重项目招引的“规范性”。虽然近年来，受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实际使用外资大幅下滑，外资项目招引面临较大困难。但随着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开放，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形成一个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让优质外资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感受中国的投资环境、分享中国的投资成果，进而引进和留住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争取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将其留存收益进行再投资，从而有效地保持并扩大外资规模。同时，要不断扩大外资投资中国的产业领域，如通过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让外资参与到服务领域的开放，让服务业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让外资分享中国开放发展成果。

无论是改革开放的深化，还是内需市场的拓展，都要按照中央经济会议精神，找准切入点，精准施策，确保各种政策与制度供给的协同性，避免经济运行的各种“内卷”现象，化外部不利因素为可控变量，化内需市场需求为可用力量，切实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真正形成具有内驱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经济持续、平稳、绿色、健康发展。